中国有多少官二代移民？
看了下高赞答案都是匿名，那我就也匿名好了 ，我说的是真事，不是虚构，我爷爷的结发朋友，原南京军区空军政委（正部级）之子，他妈是民国时候著名的上海大美女，后来随军到了南京，生了两个孩子，大儿子就是我们这里的，当时由于父亲的职务原因，孩子出生后一直生活在部队大院里，上的是部队的幼儿园和小学，但是因为他母亲的原因，一直可以在上海生活学习，所以也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大概在他十岁的那年，突然被接到北京去上学了，据他自己说是因为他父亲犯了错误，要和他妈妈一起下放到山西某个农场去，他妈妈受不了这个打击，就带着他离开了南京，当时他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都留在南京，听说后来也都受到了牵连，他的两个妹妹因为还没结婚，所以可以去干休所，但他母亲因为已经结婚，就去了一个工厂工作，他和他的爸爸则去了那个农场，在那里一呆就是十几年，期间和他父母见面的机会很少，每年就是过年的时候能见一次面。
他在北京上的学，高考之后顺利考入了北京大学，当时专业任选，他选择了计算机，因为他的打算是毕业后回到南京找一份稳定的工作，让父母亲早日回来。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他毕业后国家安排了他到某部做电脑操作员的职位，这个职业在当时还算比较时髦，但是工资却很低。
于是他就找了某部的领导，通过他父亲的关系想调到一个待遇比较好的单位，结果这个要求遭到了领导的拒绝。理由是现在大学生多了，干部编制很紧张，再说了你爸犯过错误，不能随便调动工作了。他听后气坏了，直接找到了中组部，通过他母亲的关系想调个职位，中组部的人对他父亲的事情表示很抱歉，然后对他说，你父亲的问题主要是因为个人生活不检点，造成作风问题，按说应该开除党籍和公职，但是考虑到他是革命元老，功勋卓著，才做了处分决定，留党查看，行政记大过，如果调去别的部门恐怕也很难办，因为档案里有记录。
听了这些话，他一下子如五雷轰顶，本来满怀希望回去能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现在看来一切都是泡影，此时他忽然想起自己还有个香港亲戚，自己小时候常去那里玩，而且那里有自己的很多玩具。于是他想起了香港，打算偷渡过去，开始了他的香港生涯，后来他通过关系借用了某企业的名义在香港注册了一家公司，开始在香港打拼，经过自己的努力，再加上时代赋予的机会，终于在香港站稳了脚跟，并且有了自己的事业，娶了香港的媳妇生了孩子，户口也迁过去了，实现了他从没想过的人生逆袭。
近年来，海外一些知名媒体不断曝光中国官员子女移民、转移财产的消息，虽然受到个别国内专家的质疑，但最近的一项社会学研究证明，国外媒体的报道的确是事实。这项研究从多个角度论证了中国的“二代移民”问题，指出中国的“官富二代”移民和财产转移规模之大令人震惊。
这项研究是由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学系讲师郑也夫和北京工业大学教师刘小雪进行的，研究成果以文章形式分别发表在2010年第五期的《社会学研究》和2010年12月出版的《二十一世纪》中国大陆问题专号上。
文章指出，按照一般的定义，移民指的是一次性从原定居国迁居到新定居国的过程，然而，事实上存在大量具有“移民准备”性质的半移民现象，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二代移民”：把儿女迁往国外定居，自己仍在原居住国生活。这样的“二代移民”已经成为中国移民的主流，其“移民准备”的特点在移民潮中形成了独特的“二代移民潮”现象。
研究显示，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二代移民”现象在中国越来越普遍，中国“二代移民”潮的规模和在整体移民潮中的比例都超过了中国以外的其它国家。在2000年以后，移民到英美加澳等发达国家的中国人“二代移民”占40%以上，到2007年，这个比例攀升到了60%至70%。
这些数据是研究者从英国移民局、加拿大移民局、美国移民律师协会、澳洲媒体等官方数据及媒体的报道中计算分析得出的，并与其它国家的可比数据进行对照后获得。例如以美国为例，从“一代移民”家庭中产生的“二代移民”比例仅为26.3%，而在英国的比例超过50%，加拿大50%至60%，澳大利亚则超过70%。
文章认为，“二代移民”潮在中国大陆出现的原因是中国官方严控国有部门高官移民，以及日益高涨的大陆同胞移民风潮。因此，高薪专业人士、商界新贵、公务员和军人等国有部门的高官，普遍没有选择“一代移民”，而是选择了较简单的“二代移民”途径达到移民目的。据文章介绍，中国人的“一代移民”在经过80年代的短暂回升后，从90年代中期开始就陷入停滞甚至下滑状态。
文章指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三：一是中国政府对官员外迁实行严控，二是许多官员在思想观念上对出国工作和退休存在犹豫和畏惧，三是“二代移民”和“陪读移民”为官员子女提供了移居国外的机会，“二代移民”成为官员自己“移民准备”的方式。
为了验证国外媒体的有关报导，郑也夫教授曾两次走访英国牛津地区。2003年他到牛津大学交流时，在当地居民中发现华人面孔十分突出。在与当地华人共处一段时间后，他确信中国“二代移民”在当地的高比例，以及“二代移民”以高官、商人为主的现象。2008年他再次到牛津时证实了这种状况，他发现该地区90%以上的“二代移民”家庭都来自中国大陆。
文章认为，“二代移民”潮是中国大陆前所未有的高社会地位群体的子女移民潮，是“中国有史以来权力和经济精英在子女教育战略上空前的失败”，并且“对中国的下一代是一种损害，长远而言也威胁到中国的国力”。
此外，“二代移民”潮对中国的社会心理和官员群体的政治合法性也造成了打击，使中国百姓对社会的不信任感以及对官方的不满情绪更为加深。
